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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问)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三)之五：李大龙：如何理解中华文化中的“华夷之辨”与多元性？

　　中新社北京2月25日电 题：李大龙：如何理解中华文化中的“华夷之辨”与多元性？

　　中新社记者 李晗雪

　　中国古代思想中，既能看到关于“华夷之辨”的论述，也能看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讲法。如何理解似在动态变化的“华”与“夷”？民族差异是否阻碍中国古代人群间的文化交流与认同？又如何解释中华文化呈现出的包容与多元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社主编李大龙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探讨了上述话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从先秦时期就有“华夷之辨”的论述，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的讲法。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些看似冲突的思想？

　　李大龙：这两种讲法都是源自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处理人群之间关系的思想，表面上看好像存在冲突，实际上并不冲突，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华”“夷”这两个称呼。

　　先秦时期的中华先民很早就有了区分人群的思想，《礼记·王制》对“五方之民”的不同生活习俗有明确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中国(华)”和“戎夷”的划分标准是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语言等物质和精神文化以及分布地域。从历史上看，“华”与“夷”指称的对象和今天人们界定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性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华大地上的人群是流动的，伴随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人群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也会随之变化，某一人群是“华”还是“夷”，也由之出现变化。

　　二是出于“正统”之争的需要，占据中原地区的王朝尤其是国力相对弱的王朝，为了统治的需要一般希望强调“华夷之辨”，借此巩固统治。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则往往是统治者出身于“夷”的王朝为了获得“正统”地位而申辩的理由，目的是希望通过“行中国之道”而得到政治认同。中华大地上出现的“五胡十六国”、辽、金、元及清朝统治者大致都有过相同的经历，其中元、清两朝是比较成功的。

　　北京故宫中满、汉二文匾额。中新社发 国刚 摄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民族学习甚至喜爱对方文化、善用其他民族人才等例子。可否请您举几个例子谈谈这种情况？您认为为何“民族”没有成为历史上各民族交流互鉴的障碍？这种现象能否以简单的“汉化”“同化”来理解？

　　李大龙：“民族”一词虽然一般认为源于日语，但其直接源头是英文词汇“nation”，是近代出现的概念，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中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有学者认为《南齐书》已经出现“民族”一词，但属于传抄所致，即便不是这个原因，也不能说中国古人有了当今的“民族”认识)，古籍中一般以“人”称呼，如“夏人”、“匈奴人”等，所以“民族”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同群体间交流互鉴的障碍。这也是我不用“民族”而用“人群”一词的主要原因。

　　“华”“夷”观念的存在尽管也制约着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但多体现在不同政权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是普遍存在的。赵武灵王对“胡服骑射”的引入，可以视为是“华”的群体对“夷”的文化习俗学习的榜样。“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新唐书·礼乐十二》)位列唐朝宫廷的“十部乐”中；唐朝的官员不少来自边疆，这点从两唐书立传的传主出身可以证明。这些都是历史上不同群体交流互鉴的典型案例。

　　河北省邯郸市的胡服骑射雕像。中新社发 郝群英 摄

　　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进入中原建立“五胡十六国”被称为“五胡乱华”，而北魏孝文帝的改制则被视为“汉化”等，这些认识都是从“中国”(中原)出发而得出的结论。以匈奴人刘渊为首的“五胡”继承“大一统”思想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尤其是建立前秦的氐人苻坚自视为“正统”，发动淝水之战欲一统东晋，以此为开端，不仅造就了盛唐文明(北魏→北周→隋→唐)的出现，也为辽、金、元及清朝成为“正统”提供了借鉴，更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远非“汉化”一词所能概括。

　　中新社记者：纵观中国历史上由汉族之外的民族建立的王朝，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政权亦愿意将自己的王朝谱系写入中华“正统”王朝的政治谱系之中，许多地方少数民族君主也在后世被纳入“中国帝王”序列。这样一种对“中国”的认同，是怎样形成的？

　　李大龙：对“中国”的认同是中华大地上特有的历史现象。中华大地上曾经存在过很多政权，但在中华民国之前，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国号；但最终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却简称“中国”，其深层次原因也在于此。中华大地上先后存在过很多的王朝或政权，若依据建立者的出身来划分，由“汉族”所建立的并不占多数，多数王朝属于今天人们所说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些王朝或政权尽管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国号，但可以以“中国”(华夏)王朝和非“中国”王朝进行区分。流传至今的“二十四史”所记录的王朝在传统王朝谱系中一般被称为“历代王朝”，这些王朝就属于“中国”(华夏)王朝。

　　祭祀了包括少数民族政权在内共188位帝王的北京历代帝王庙。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

　　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是关键性的因素。最迟在西周时期，周王所在的“王畿”被称为“中国”，并形成了以周王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思想体系。春秋战国时期，有“中国”身份是诸侯争霸的有利条件，两晋南北朝时期则“中华”替代“中国”成为诸多政权博弈的旗帜，宋辽金时期“中国”再次成为各政权博弈的政治借口；建立北魏的鲜卑人、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将自己的王朝谱系写入黄帝谱系之中，都是为成为中华大地的“正统”王朝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这也是“中国”认同得以形成的原因，多民族国家中国也因为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持续认同“中国”的存在而得以形成和发展。

　　中新社记者：经过长时期的交流融合，今日我们应如何准确理解何为“中华文化”？您认为中华文化的哪些特质，使其一方面对不同民族皆具文化吸引力，同时又对不同民族的参与和融入具有很高的包容性？

　　李大龙：我认为中华文化应该是指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在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过程中形成的有关天、地、人三者之间和谐共处的智慧结晶。中华文化与世界上的其他文化不同，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追求“天下大同”是其最高的理想境界，也是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内容，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则是“大一统”思想。董仲舒将“大一统”界定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思想主导着中华大地的历史走向，“二十四史”可以说是众多政权实践“大一统”思想成功者留下的足迹，而这也是亨廷顿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的主要原因。

　　国家大剧院上演舞蹈诗剧《天下大同》。中新社记者 张云 摄

　　中华文化之所以对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具有吸引力，源自于对“天下大同”这一政治理想的追求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特质。不同人群在努力实现“天下大同”这一共同政治理想过程中对“大一统”思想的理解不同，实践活动也存在差异，而所创造的文化异彩纷呈，但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与“包容性”相比，称之为“多元性”似乎更准确。(完)

　　受访者简介：

　　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研究员，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主任、主编，博士生导师、教授。1964年生，河北沧州人，汉族。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全国出版行业领军人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