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戴路:为什么提到他,中国人总是“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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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戴路:为什么提到他,中国人总是“会心一笑”?
中新社成都6月17日电 题:为什么提到他,中国人总是“会心一笑”?
——专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戴路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中国的北宋中叶是一个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这一时代,各个领域几乎同时出现光耀史册的伟大人物,四川的“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正在其中。
与同时期人物相比,“三苏”有何特别之处?“三苏故里”四川眉山对“三苏”带来了哪些影响?为什么林语堂会说“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西方是否也有苏轼这样的人物?东坡精神对于东西方文明互鉴有什么样的时代价值?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四川大学苏轼研究中心副主任戴路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深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和北宋同时期的人物相比,“三苏”有何特别之处?
戴路:王国维曾言:“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宋朝君主以“尚文”为一代治策。中国古代社会在北宋中叶进入一个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与同时期文人相比,“三苏”留存作品数量异常丰富。如苏轼在四十多年创作生涯中,留下了四千八百多篇文、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数量之巨为北宋作家之冠。这些作品能建立体系,让读者在文本互证中更深入地走进“三苏”的精神世界。
“三苏”的作品与宋代前后时代都能产生广泛关联,正如《宋史·苏轼传》说的“雄视百代”。苏洵研究《周易》未竟,苏轼接着作《易传》,苏辙研习《诗经》,苏轼、苏辙兄弟研习《论语》。对汉代贾谊、司马相如以及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文人,“三苏”在诗文中都有精到的论述。
“三苏”不仅和北宋的大家有密切交往,后期苏轼主盟的文坛还囊括了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苏门四学士,以及苏辙、李廌、陈师道等一大批文士。北宋著名文学人物,大多都和“三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三苏”,就可掌握读懂宋代文化的钥匙。
南宋以后,人们纪念“三苏”的方式越来越多,除了编纂文集、做年谱、搜集轶闻趣事,还会举行“寿苏会”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限于中国古代社会,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国也能看到“三苏”的广泛影响。
受访者在四川大学图书馆翻阅《三苏全集》(清道光刻本)。中新社记者 张浪 摄
中新社记者:“三苏故里”四川眉山对“三苏”父子有何影响?
戴路:“三苏故居”就在今天的四川眉山“三苏祠”。“三苏”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命题和结论,这与包容异端、搜奇猎怪、不遵礼法的西蜀文化有密切关联。
周裕锴教授曾经指出,与齐鲁文化定儒家于一尊不同,四川的学者自古就有“观奇书”的特点,即在正统儒家经书之外,还爱阅读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的著作,苏轼之前的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以及之后的杨慎等莫不如此。
在为学过程中,苏轼将蜀人“观奇书”的传统发挥到极致。广泛博杂的阅读,培养出苏轼的开阔视野和通达襟怀,使他的思想打通各门学科、融会各家思想。
眉山“三苏祠”。中新社记者 王磊 摄
“三苏”在苏家故宅受到的教育,与他们的成长脉络有直接联系。苏轼的童蒙教育里,曾有道士当过老师,而他的宗兄宝月大师惟简,曾任大慈寺中和胜相院住持。所以,苏轼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接触到佛道知识和思想。他反对儒佛之争,也反对佛教内部宗派之间相互攻击,认为各家各派都有精彩之处。
眉山三苏祠保存有16处苏家遗迹,收藏数千件相关文物文献,从这些遗迹、文物文献以及牌匾、楹联,我们能更好了解“三苏”。其中一些景点出自“三苏”诗词,如百坡亭便取“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祠内一块镌刻着“守其初心”大字的巨石,出自苏轼的《杭州召还乞郡状》,这里指的不仅是他和弟弟在赶考途中约定的初心,也是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初心。
三苏祠中的牌匾。中新社发 高嘉琪 摄
中新社记者:林语堂写的苏轼传记说:“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为什么呢?西方有没有类似苏轼这样的人?
戴路:在中国民间,苏轼总是一个才华横溢、学识广博、诙谐幽默、天真烂漫、尊重女性、审美超然、极具亲和力的形象,就像他自己讲的“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在徐州当太守时,淳朴的村妇“旋抹红妆看使君”,被贬惠州时“父老相携迎此翁”,被贬儋州“父老争看乌角巾”。无论苏轼在朝在野,都将自己视为“识字的耕田夫”,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人们喜爱苏轼,还因为他虽饱受人生之苦,但人性更趋超然达观,不失“真纯”。在密州,苏轼虽心情有些苦闷,但他在《超然台记》中写道“凡物皆有可观”,无论风景是奇崛或是寻常,都能发现其中之美。这种超然态度随苏轼的被贬经历,逐步加深,在黄州《赤壁赋》、惠州荔枝诗和海南渡海北归诗中都能看到。无论朝政是非、仕宦起伏还是个人荣辱,都不影响人的完整性。
历史剧中的苏东坡形象。中新社记者 宋秀杰 摄
我们常将中国宋代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相比较,在发现人性、思想包容、文化多元等方面,二者有极多相似之处。林语堂曾将李白比作西方雪莱、拜伦,将杜甫比作弥尔顿。但苏轼的复杂性让人很难在西方找到一个完全相似的人物。所以林语堂以人物论,将苏轼比作英国小说家萨克雷;在政坛上的活动与诗名论,将其比作法国雨果;以动人的特点论,将其比作英国约翰逊。林语堂在其英文著作《苏东坡传》开篇写道:“倘若弥尔顿同时是像英国画家庚斯博罗,也同时像以诗歌批评英国时事的蒲柏,而且也像英国饱受折磨的讽刺文学家斯威夫特,而没有他日渐增强的尖酸,那我们便找到一个像苏东坡的英国人了。”
关于苏轼与弥尔顿,张隆溪教授曾从如何面对人生痛苦的角度进行对比。他认为,在巨著《失乐园》中,弥尔顿转向用“上帝的安排”来为解决人生苦痛提供一种安慰。公元6世纪的罗马作家波伊提乌遭遇与苏轼类似,但他更多从对上帝的热烈信仰中寻求安慰,而很少诉诸哲学。苏轼则是寄情于山水,从哲学中寻求安慰。
202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观者如潮。中新社发 杜建坡 摄
中新社记者:九百多年来,苏轼的影响超出中国,流传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甚至欧美。为什么海内外学者至今仍在研究苏轼?苏轼的文化精神在当今,对于东西方文明互鉴有什么样的时代价值?
戴路: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化巨人。他在世时,其诗文集就被刊刻印行,不仅在宋王朝拥有广泛读者,且通过契丹、高丽使者商人流入邻邦的书肆。
东坡文化最早在东亚汉文化圈推广,朝鲜半岛文人来中国会专门到眉山三苏祠参观,日本五山文人学习中华文化的切入点便是苏轼的诗歌,有许多人为东坡诗做注,到日本江户、明治时代还出现很多苏轼作品的选本。20世纪后,苏轼的作品逐步为西方所了解。在西方,苏轼研究序列非常丰富,包括传记、译本、选本、论著等形式。
林语堂曾将苏轼形容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苏轼“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范增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晁错论》),“纪纲一废,何事不生?”(《上神宗皇帝书》)等论述对于今日治国理政仍有启示意义。
苏轼诗文在东西方外交场合被多次提及。如“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国际交往应审时度势,转变思路、创新思维,不断开创合作新局面。
2018年,泰国公主诗琳通访川期间在三苏祠内的苏东坡雕像前题字。中新社记者 张浪 摄
法国《世界报》评出“千年英雄”(生活在公元1000前后的世界伟人),全球共12位,苏轼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该报副主编让·皮埃尔·朗日里耶说:“苏东坡能入选千年英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一颗自由的灵魂。”自由的灵魂其实就是开放包容的态度,对人性的基本尊重,对文化多元的呼吁,今日东西方文明互鉴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底色。(完)
受访者简介:
中新社记者 张浪 摄
戴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四川大学苏轼研究中心副主任、四川省杜甫研究学会理事,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文学、中国古代文章学。著有《南宋理宗朝诗坛研究》。